河南林州市公安局民警郭增喜酒后摔婴事件，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和极大的愤慨，郭增喜的恶行已经冲破人类的底线，简直禽兽不如，这种恶行竟然还发生在一个人民警察身上，让世人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同时让人们更难接受的的还有当地的监管部门，在事件发生之后非但不严肃查处，反而害怕对自身的不良影响，采取捂盖子的办法，对嫌疑人不追究故意杀人罪，仅关禁闭予以薄惩了事。对此，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这样？这到底是怎么啦？
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个事件有它的偶然性，也有它的必然性，恶警摔婴是偶然的，但恶警作恶是必然的，没捂住盖子是偶然的，但捂盖子是必然的。这是因为我们的政治体制出了问题，当公权力不受制约的时候，什么坏事都有可能发生。本来对于公权力我们是有一套监管体制的，例如有党委、人大、纪委、监察等。从理论上讲，党委是管党员领导干部的，人大是管行政领导干部的，纪检是处理党员干部的，监察是处理非党干部的，对号入座，各得其所，没有一个公务员能疏漏在体制的监管之外，但实际上所有部门都是在党的领导下，一切最终党委说了算。如，虽然人大有任免行政官员的权力，但都是由党委决定后“建议”人大实施的，负责惩处官员的纪检和监察部门也都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之下，党委不开口他们也难有作为。
监管部门基本失去了互相监督的职能，好坏只看党委一家了。那么党委又如何呢？和世界上绝大多数政党实行“票决”不同，我党历来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即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民主集中制是列宁创造的决策机制，这个制度，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促进了共产党的成长和壮大，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不过民主集中制是较难把握的制度，历史上曾发生过过度民主和过度集中的偏差，特别在今天两种偏差同时存在，既有“党不管党”的过度民主，又有“一把手现象”的过度集中，致使民主集中制形同虚设。
毛泽东对理想的民主集中制有一个精彩的描述，他说：“努力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建国后共产党把民主集中制从党内推向党外，成为全国各级党政群团组织的决策原则，并且列入宪法。然而民主集中制从来也没有真正达到过毛泽东理想的境界，执行过程中的偏差时有发生，以至于让毛泽东不得不在这种体制之外寻找别的纠正办法，以弥补它的不足，这个办法就是“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是在党委、人大、纪检、监察的基础上又引入的群众监督机制。毛泽东说：“我们有些领导干部，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甚至欺压群众，群众平时没有办法到他们，一到运动就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可见群众运动也是群众反抗恶政的杀手锏。
毛泽东一生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早在革命战争时期他就开展过群众运动，最著名的要数“延安整风”，建国后陆续开展过“三反五反”、“反右”、“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并把“四大”和群众运动作为人民的民主权力写进宪法，目的就是要依靠群众来拒腐防变，确保党和政府不变质。中国的群众运动与西方的民主选举有异曲同工之妙，西方的选举四五年举行一次，中国的群众运动七八年进行一次，西方的政客最怕落选，中国的干部最怕过关，中国的群众运动和西方的选举共同的特点，都是让人民群众参入民主监督和权力制衡。事实上毛泽东时代对于干部权力的约束，比起西方民主国家有过之无不及，所以中国社会没有腐败，中国政府成为联合国公认的最廉洁的政府。开展群众运动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探索一党专政下实现民主政治的良苦用心，是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伟大创举。
遗憾的是有人基于个人恩怨，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将群众运动视为洪水猛兽，予以否定并发誓永远不搞群众运动，同时又没有本事，拿不出好办法，既不愿搞群众运动又不敢要民主选举，愚蠢的认为只要恢复纪检和监察，用官权约束官权就能防止腐败滋生，结果让权力冲出笼子，官员腐败横行，社会乱象丛生。今天发生的恶警摔婴事件就是恶果的具体表现。这决不是最坏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在政治体制全面失灵的情况下，诸如此类的丑恶现象将层出不穷，没有最后，只有以后，没有最坏，只有更坏。残酷的现实再一次告诉人们，我们的政治制度难以让人自信，政治体制改革不改真的不行了，继续闭目塞听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让失灵的政治体制恢复正常的机制，是摆在执政当局面前的迫切任务。
回顾历史，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也是为了展望未来，今天，时移世易，情况大变，我们没有必要再去搞群众运动了，因为我们找到了新的好办法，那就是共产党一党两派制，它是政治体制改革唯一正确的选择。
2013年8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