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当年，吕不韦喟言“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斯有所然，竟无所然。转瞬两千年，黄梨洲由此伸论，“天下为主，君为客”，言有所指，慨乎能指。因为，主客既定，则民贵与君轻，一人与天下，轻重、大小与尊卑，遂泾渭分明。而且，若说“民贵君轻”不过标示了“轻重”，则吕黄此论，早已自本体论上剥夺了君主的主权位格，提示其另有所属，属天下，而天下是万民之邦，非一姓之宅院。
一
晚近民主立宪理念舶来，一呼百应，原有内在因应，有以然哉，期以然哉。迄而至今，体制无落实，但理念确乎一脉贯连，愈见汹涌，只差临门一脚，但等午时三刻。
以此作譬，在现实政治立论，今天引入“政权”与“政府”两维，则一国之内，若非专政，现代立宪民主政体意味着“政权为主，政府为客”。其源于“主权在民，治权在贤”，而两相呼应，互为因果者也。
在此，政权源于主权，确切而言，来自人民主权。主权在民，彰显的是亲亲与尊尊。另一方面，治权托付政府，由政党经由公开性竞争获致，委诸贤达，表明尚贤与利用。政党非他，公民经由横向联合实现政治上组织化的生存方式者也。借此方式，他们有可能获致相互承认并诉诸尊严的政治，彰显并捍卫自己的主权者位格。由此，政治遂为一种公共空间和公共理性，不过是世人分享着的公共资源，也就是天下。此为现代治道的精髓，也是天下终为天下人之天下的枢机。亲亲、尊尊和尚贤，终至于正德、利用与厚生，而于各正性命中成就现代立宪民主之道。
准此立宪民主之制，政权的正当性获得了根本性解决，从此政权得享“永久性正当性”。与此相应，政府经由民主程序获享治权，亦即政权的临床施治之效，而秉获“周期性合法性”。政权之为主，在于其永久之正当性，一经奠定，毋庸考问；政府之为客，立于周期性之合法性，在此周期内，政权归你掌管施行，天经地义。一恒定，一周转，两相合一，紧张而舒坦，则天下太平矣！
其间最为神奇之处，在于就人类现有的有限政治想象力而言，立宪民主解决了权力的稳定性这一根本问题，以诉诸人民主权的方式终结了历史。置此立宪民主政权之下，政府只是个雇工。干得好，接着干；干不好，走人。这便又同时赋予了权力以流动性及其效能。而无论是干得好还是干得差，真出力还是磨洋工，自家说了不算，要看主权者的意思。主权者太过抽象，难以捉摸，遂化身为千千万万手执选票的公民。市民结合为国民，国民变身为公民，公民化身为选民，逐层递进，他们出场，闹哄哄参选投票，将自家的观感和理解凝注于纸片片一张，演绎着“人民登场”的政治话剧，彰显出主权者的神圣位格。惹不得，欺不得，怠慢不得。平日里分散孤立的个体，此时此刻，经此政治机制，聚嚣为众，一种政治有机体。事毕奔散，各归其位，做工务农，经商治学，让千挑万选出来叫做政府的那个庞然大物代为绾事。——朋友，置此经理体制之下，你说这政府不是个打工的，又是个什么！你说这样免了大家拿盒子炮上街上山乱打一气，能不算一种较好的体制安排吗！
于是乎，政治紧张获得了纾解的机制，同时将天下恒定于人民主权，再紧张也不致于崩盘，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由此往前，推而言之，政权反不得，但可以骂，治道在骂声中有望改善。政府可以反，更可以骂，政道因而不敢懈怠。“反政权”涉嫌叛国，该治就得治。“反政府”则为公民的固有权利，只要非暴力，口诛笔伐，怎么反都成。
但是，倘若心智无此雅量，制度无此弹性，结果只能是大家时刻都将神经崩得紧紧的，日子就没法过了。无论是“内紧外松”还是“内外皆紧”，都不是个事儿。朋友，当今之世，立宪民主，一种寻常世相，大家都认可，事实证明，论动机，论效果，也确实不坏，你“不搞”，动不动就“不搞”，怎么混日子？！实际上，就连“搞”还是“不搞”，也不是你一家说了算的呢！因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
时势比人强，本不是大道理。
二
立宪民主是一种将权力的秘密性降至最低程度的政体，或者说，将“隐匿的权力”与“秘密决策”降至最低程度的政体。其中，权力之不可见、之回避于公共监督的可能性，经此政体安排，减至最低。几百年来，自西徂东，大众民主登场，现代传媒嚣嚷，公民社会闹腾，反对党天天捣鼓，为的就是这个。
权力天然具有隐匿性，恒具威胁力，因而恒具悲剧性。——对于权力的拥有者和权力的对象，双方都恒具悲剧性。往前推，甚至法在官府，秘不可闻，则威不可测，今人听来奇怪，却曾经是一种治道呢！所以，子产铸刑鼎，布法于天下，百姓得与闻，蔚为开天辟地也！这说明权力真是社会异化的产物，既凌驾于社会，动用公共资源，则难免人心隔肚皮，彼此猜忌，因而，在它看来，只能秘密行使。藏则威，动若霹雳，霹雳之来，犹如覆巢，则安有完卵。那边厢，于一般大众，躲匿于权力，深层里怀疑并对立于权力，遂成心理定势。由此往下，千百年来，“公开的权力”与“隐匿的权力”并存，统为权力整体，却又俨然分际，一种危乎殆哉的游戏，让万民战栗。今日预算和决算是大众话题，虽然未必人人尽可与闻，也未必人人尽愿与闻，但例属公开项目，则是通识、通例和通则也。不若往昔，它是顶顶当真的“国家秘密”呢！这说明，权力在阳光下运作和权力之向大众开放，是实现权力的拥有者和权力的对象同时获得解放的最佳机制，也是让权力成为公共资源和公共空间的不二法门。立宪民主政体恰恰满足了这一要求，诀窍不外乎就在“政权为主，政府为客”。
不过，虽说立宪民主政体将权力的秘密性降至最低，但尚有保留，或者，此处有一分别，即在内政意义上，权力的“隐匿性”当减至最低，而在“国家间政治”层面，则奉守保密原则，至少，是不言而喻、相谕共守的保密原则。国家政治之“透明”与“国家间政治”之“保密”，因应的正是这一转换与转圜。国民和公民以“国防开支欠缺透明”为由头质问党国，义正词严；若诉诸他国，除非手握强权，否则无异缘木求鱼，吹沙成饭。也正因为此，一旦党国以后者关系回应国内质问，那就不仅登错了舞台，念错了唱本，而且，更为严重的是，表明天下已非天下人之天下矣！
古来西哲教谕，城邦之内有政治，城邦之外，“非神即兽”，说的是“人是政治的动物”。但凡政治动物，就爱操心邦国大业，包括国防预算。你老人家不理会这种动物的特性，将他们悉数以神与兽打发，你说，这不是“登错了舞台，念错了唱本”，又是什么！“国家理由”于此纵容包庇，“国家理性”则绝不容忍。
三
由此，“国家理性”不是“国家”加“理性”，而是一个“现代”问题，一个关于现代秩序的政治、法律和伦理位格的问答。换言之，相对于上帝、道德、人民和公民理性，它解决的是“为何要有国家”、“如何才有国家”以及“国家应当为何”？这一现代秩序的创世纪。此处的国家，不一定就是民族国家，毋宁，一种新型政治共同体的提炼及其成熟，走到哪一步算哪一步，端看如何打理天下。因而，“家国天下”，庶几统括。其中，以民族国家堪称典范。后发国家受其影响，遂以其为定制，实属无奈。就马基雅维理时代而言，“国家理性”对立于公民理性，容忍基于国家利益而施展国家技艺，哪怕它们非道德、不道德甚至于伤天害理，蔚为“国家理由”，秉具理智与算计这一语词的基本含义。但也正因为此，它们同时开启了逐渐限制基于单纯利益算计而肆意伸展国家技艺的德性大门，使得“国家理由”逐渐迈向“国家理性”。
朋友，这“国家技艺”里头，啥玩意儿都有呀！除开运作国家及其政体所必需的智慧和技术，自负面看，举凡暗杀、贿赂、色诱、颠覆、政变、出尔反尔、朝三暮四、围魏救赵、假途伐虢，以及什么苦肉连环空城反间，无所不用其极。掉几滴眼泪，拉个手，假模假式，乃至于“大义灭亲”，小儿科嘛！预算是秘密，因为不少就算在它们头上了。这当口，人民不过是一帮“杂众”（multitudes），“国家技艺”当前，什么客不客主不主的。直要国家理性追问到“国家究竟为何？”这一步，等到“立宪民主”这一现代秩序降临，主、客位格才算豁然开朗而尘埃落定呢！从制度实践来看，这也不过就是一两百年的事情。
就西洋语境而言，“国家理由”与“国家理性”意旨有别，而措辞上则无所分别，都表诸reasonofstate或者raisond’état。此种区分非惟始自今日，而是随其自我成长逐渐丰富才出现多元理解的。其间的分水岭就在于分别政权的正当性与政府的合法性，将主客俨然分际。毁誉之间，常常导源于理解的不同，就是说，命名与赋意的差异。刻下于中文语境立论，措辞上仅以一字之别，区际反更豁显，可谓始料不及。理论旅行之际，因着语言及其背后承载的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使得此种歪打正着的现象频现，早为晚近三数百年的世界文明史所一再证明。中文世界以“市民社会”与“公民社会”分梳civilsociety，以对应于两类社会形态，而主要西文语种则无此效能。就如此刻所说政权与政府的区际，舶来西洋，而早融于中文意义体系一样。因而，与现代早期马基雅维利主义风行之际一味强调国家利益至上意义上的“国家理由”不同，此刻中文语境下的“国家理性”一词，更多地是在内政建制化、一体化和民主化的意义上，在国家德性和公民理性的意义上，回应“什么样的国家才是正当而有德性的理想国家”这一追问，梳解的是国家的政治成熟以及用公民理性救济国家理性的是是非非。
四
说到国家的政治成熟，那么，既然“政权为主，政府为客”，而且，“政权之为主，在于其永久之正当性”，则为何“政权为主”？换言之，政权从何而来？政权本身的正当性何在？为何它享有永久正当性？凡此种种，事关“成熟”与否，并非不证自明，相反，却时刻处于质问之中。“权力自何而来”、“为何你有权力”以及“你是如何获取权力的”等大是大非，构成了政治的一级问题。政府如何组织，奉行何种政体，如何才有效能，以及何种公共政策更受大众欢迎、更具政策效率等等，次生而来，例属政制，属于二级问题。政治解决得好，政制紧随其后，则万事大吉。
在此，说一千道一万，只有加上“权为民所赋”，才算回应了“政治统治的正当性”这一根本追问，将政权的“永久正当性”奠立于人民基于同意的授权基础之上。人类现有的政治想象力和制度想象力所能穷尽的优良政体，不外乎就是建立在自由而平等的个体横向联合基础之上，以“同意和授权”为机轴而构成的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亦即“立宪民主政体”。它不是别的，就是自权力源头较好地回应了政权的正当性这一根本性追问，从而赋予政权以永久正当性。其予主权与治权、政权和政府、政道和治道以清晰分梳的同时，将政治的稳定性和政制的效能有机统一起来了。——朋友，它同样也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呢！而且，办得大家心情舒畅、心甘情愿呢！
同样在此，十分吊诡而略需梳理的是，政府的“周期性合法性”仰赖于人民定期出场所启动的“周期性赋权行为”，表征政权之委托于特定政府之掌管与运行。拟制而言，也就是托诸部分人民自身，代行全体人民之事，因为经由选举脱颖而出掌管政府的政党，正是“部分人民”的政治联合。而人民之所以具有周期性出场赋权的势能，在于人民是不证自明的主权拥有者。就是说，人民主权是现代立宪民主秩序的预设条件，其正当性本身不容挑战，否则即无现代秩序，也无什么周期不周期赋权一说。“现代”登场人世之后，上帝已死，“奉天承运”那劳什子不再是正当性本身，相反，人民成为替代者，第一立法者，一个凯尔森意义上的基础规范。但是，恰恰在此，人民不证自明的主权，却需要人民通过周期性的赋权行为来彰显，其主权者位格在于其具有周期性赋权的行动权能。换言之，不证自明的永久性正当性需要经由周期性的赋权始得证真。否则，纵便天天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挂在嘴上，“人民”也天天自言自语“当家作主”，则除开表明言说者之口是心非和人民之无能为力，等于什么也没说，至高无上的“人民”依旧不过是待宰的羔羊，一众出力干活、交粮纳税的“百姓”而已。“市民”、“百姓”和“群众”都是私性存在，非政治的存在，“国民”、“公民”和“人民”才是公共存在，一种政治存在。其间转圜的枢机，主要就是“定期出场”，从而以周期性赋权这一出了。
由此，人民必须定期出场，才能表征和捍卫自己的主权者位格，彰显“权为民所赋”的政治权能。——重申一遍，人民必须定期出场，才能兑现人民至高无上的主权者位格和权能。人民的出场主要有“革命”和“民主”两种方式。理想而言，公开、直接、竞争、差额的选举方式，“一人一票，同票同价”的民主机制，就是直观地、阶段性地和仪式性地履行“人民赋权”的过程，也就是一种人民主权的展示过程。抛开“革命”这一选项不谈，“权为民所赋”的派生性权力，也是人民主权内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就是“权为民所褫”。由此，“赋权”与“褫权”两项，构成了完整的人民主权。它们具体真切地体现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一种定期表演的政治项目。按照现代治道，国家是一个超大型公司，政府只是作为代理人来进行治理；全体人民作为股东，在赋予其权力的同时保留着撤换代理人的权利，经由阶段性、仪式性和公开化的民主程序，随时可以收回这一权力。换言之，“权为民所赋”这一命题意味着“人民出场”，必要时得撤销授权，而“撤销”的权限甚至比赋权更为重要。经此过程，奠立于“权为民所赋”基础之上的政治统治兑现了两个立宪民主政治的基本原理，也是其赖以实现的基本机制。
第一，经此机制，人民主权建制化为国家主权，国家主权在具体化为特定政府的治权之际，并落实为人民的立法主权，实现“主权和政权”、“政权与权力”以及“人民与政府”之间彼此互为犄角、良性互动的政治局面，一种“主权在民，治权在贤”的格局。不仅提供了稳定性这一政治要求，而且，满足了效能和流动这一政制特性，反过来有助于政治稳定。
第二，经此机制，政体兑现了承认政治，政制体现出尊严政治。基于“同意”的双向承认，以及承认政治所牵扯到的尊严政治，构成了现代政治的骨干。这是人民的主权者位格的程序设计。没有承认、基于承认的同意，以及因为我同意授权于你，我并且有权撤换曾经授予你的权力而来的权利，则尊严无从谈起，“人民”将成为笑谈。值此情形下，政府基于“人民出场”式的选举结果，按序更迭，不碍事，因为政权在那里，稳稳当当的。政府倒台，治权易手，恒属常态，恰恰说明政权不倒，才能如此流转不息，让天下人都操心而放心，世事无常而有常。
“人民主权”因应“国家政治”的正当性，“国家主权”处理“国家间政治”的合法性。前者为政权的正当性背书，以人民福祉为宗旨；后者撑起民族国家在国际法上的独立、平等位格，赋予政府以合法性，以凸显国家利益、实现国家间的和平共处为目的。这是现代国家理性中最为核心的内容，也是它最为华彩的乐章。中国此刻急务，仅就国家政治而言，不外乎是以制度性安排和实践性操作，将“权为民所赋”形诸公民的政治实践，真切回应“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表征现代政治的根本承诺，而为万世开太平。用个未必恰切的表述，“攘外必先安内”，则此为内急也。
五
在这个“现代”横空出世的创世纪中，与西洋东洋列强们被迫签定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不仅逐渐将“中国”清晰化了，而且，激活了中华民族的国家理性，使得“富强、民主与文明”作为邦国愿景的凸显过程也就是中国文明的政治、法律与道德主体性的建构进程。迄至“国家理性”学思进入汉语学思并且“古为今用”，返西洋之本而开中华之新，其所标示的就不仅仅是中华民族建设“现代中国”的百年奋斗，在心智与心性上开始走向成熟，而且，是一种基于文化自觉与政治自觉的清醒、自明与自信，一种关于国际视域中的人我关系、群己格局的审慎、平和与豪迈。此时此刻，以优良政体承载国家理性，借公民理性救济国家理性，蔚为大局，也是急务也！
就国家政治而言，政权为主，政府为客，而“政治止于水边”，一切从“承认”和“同意”起步。无承认，即无政治，从而无政治上的和平共处；无同意，即无和平，同样无政治。就国家间政治来看，一方面，国家利益至上，集体尊严至上；另一方面，人世为主，国家为客，而城邦之外有政治，一切为了大同人间，念想的是永久和平。不管它是什么样的国家，玲珑城邦还是浩瀚帝国，绵延朝代抑或民族国家，到头来，等待它们的都是雨打风吹去。可人间常在，人世永存，国家不国家的，不算个事。万民熙攘，好过日子，过好日子，好好过日子，才是根本，也是一切政制设置、政治德行和国家理性的终极目的。此为希望，而希望，“高尚的希望”，如荷尔德林所咏，“你楚楚动人又慈悲为怀，从不鄙薄那些不幸人家……一直奔走在天堂和尘世之间。”
作者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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